老纪头前天晚上死了，得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，他的死应当说是在意料之中，但着实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。

　　老纪头是去年春季我的一个当事人。大约六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因为有肺病，说起话来，总是上气不接下气的。去年的春季，老纪头多次提出要看病，竟然遭到儿媳的破口大骂。老头忍无可忍，将自己的儿子告上法庭。案件分到了我的手里。因为此案的特殊情况，我亲自去找老纪头的儿子送达起诉状，想顺便为他们调解一下。到了他们家后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两辆人力三轮车。走进屋内，老纪头没在家。我便向跟进来的他儿子纪某说明身份后，把起诉状等材料送给他，他倒没说什么，后面的他媳妇当即大嚷了起来，“啊？这个老不死的，竟然还告到法院？我看他是活够了，快点让他死，省了看着闹心”没等我说什么，纪某制止了她。签收送达书后，老纪头仍没回来。看这样，调解不太好进行，我便离开了。

　　庭审比我想象的要顺利，老纪头的请求不高，要二千元钱治病，另从此以后每月要五十元生活费。在庭上他的儿子纪某承认了自己以往的错误，但对老人的要求只同意给一千元治病，理由是他也很困难。没想到老纪头竟然同意了，但因双方皆同意，也没再说什么。我心想，这样也好，总归是调解结案了。就这样让他们当庭签收了调解书。事后，老纪头单独到我的办公室里，我担心他是不是反悔了，让他坐，他没有坐下，站在我的办公桌对面，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对我说：“法官同志，谢谢你了！”我只是机械地回着：“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工作份内的事。”心里却在想着：真不知有什么值得让他谢的地方。他又说道：“他如果不给钱怎么办呀？”我说：“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呀。”“可他要是给不上呢？”是呀，如果给不上怎么办呢，最简单的回答是“那样我们也没有办法。”可终究没有说出口，总不能这样让一个老人失望吧，没办法，我只好随口应付：“不会的，既然你儿子当庭答应了，他就会给你钱的。”老头说：“他们可不一定！”，我说：“放心吧，会的。”他静静地看了我有一会，想说但最终什么也没说，我抬头看看他，发现两行浑浊的老泪正慢慢地淌下来。我慌了，正要说点什么，他却默默转过身去走开了。我的心象被镊子夹了一下，猛的一紧。案子虽然结了，可一点也没有往日那样的轻松。这也是我见他生前的最后一面。

　　听说老纪头今天出殡，便决定去他家看看。搭车到了他家附近，让车子走了，便开始步行。天阴阴的，刮着风，稍有些冷。紧走了几步，便到了他家的东侧约五十米的地方，巷道里很平静，没有常人家办丧事那种熙熙攘攘的场面。再走几步，进了院子，看到稀稀拉拉的有二十多人，纪某两口子带着孝，屋里屋外的不停进出，没有认出我来，我便往前凑了凑，这时好象要搞起灵仪式了，白布被掀开，我看到，老纪头竟然还是以前的衣着，一点都没变，只是更加脏了。不知谁喊了一句，“怎么，人都死了，连衣服也不给换？”显然，对死者家人不满。老头的儿媳讪讪道：“哦，有，忙忘了。”却进屋将她丈夫的另一套旧衣服拿了出来。这边，大家就为老纪头脱衣服，顺便摸摸口袋里，看有什么东西没有。这时，有一张叠着的纸被掏了出来，纸边已经磨破了，掏纸的人只看了一眼就将它扔了，恰好被风刮到我的脚下，吹了开来，我只看了一眼...天啊，我的心忽然就好象被大锤重重的击了一般，这竟然是我送给老纪头的调解书。上面的内容不用看我也知道是什么，老纪头满怀希望来到了法院，用他的信心换来的调解书，给他带来的又是什么呢？他在我的办公室里的那一幕又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他最了解他的儿子和儿媳，他不相信他们，也在怀疑我们。而我却认为已经又成功地调处了一个案件，用自己都觉着苍白无力的话，就打发了他，他当时流下的，是无可奈何的泪水呀。而至今，这份文书仍揣在他的口袋里，我永远无法知道，他经受儿媳的谩骂时，手里摸着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，心里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。看着他那仿佛含着委屈的脸，我的泪水缓缓地溢出。

　　灵车怎么走的，我全然不知，院子里就我一个人了。天下飘下了雪花，落在调解书上，我弯腰将它捡起，放进了口袋。走在大路上，边走边想，从法律角度来说，我这么处理案件似乎是没有什么错误，可是凭良心说呢？总觉着还有该做的事，而我没有做到，案结了，事未了。雪越来越大，心里也越来越乱，一忽儿象被重物牵着，直直地往下坠，一忽儿又象是失重了一般，令人发慌的往上飘。老纪头的两行泪水和那张调解书交织着在我的脑海里出现，像是一个托盘天平，久久的平不下来。

　　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抬头，已经到了法院的大门口，透过门玻璃，大厅内悬挂着一个大大的天平，门楣上是早已熟视无睹的几个字：“做人民满意的法官”。下面是熙熙攘攘的当事人，不知怎的，老纪头的脸也浮在眼前，我心里一热，刹那间，似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人民满意，怎样做一个让人民满意的法官，毕竟我还年轻，以后的法官道路还很长......　　

    我静立了一下，顿了顿，然后大踏步坚定地走进了大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