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古以来，中国人就比较推崇“和为贵”，这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自然秩序、社会秩序和谐的理想。东汉献帝时期出了一个名人，此人姓王名烈，正处级领导干部，也是一个大财主。王大人平时不喜欢唱歌跳舞打麻将，他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调解民间纠纷。老百姓都特信服他，不管是谁有个大事小情争论不清的，都去找他讨个说法，他也总是来者不拒，极有耐心。他有个特点，就是不在证据、事实上过多纠缠，往往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最后总是以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“原告”、“被告”握手言和这种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。到了后来，很多人在去王府的路上掉头而回，或者看到王烈的宅子驻足不前。他们觉得，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去麻烦公务缠身的王大人，内心有愧，所以就干脆在路上直接和解算了。

    用现在的观点看，王烈无疑是运用心理分析法、换位思考法和情理交融法来调解民事纠纷的大师，充分发挥了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、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积极作用，对于人民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。

    诉讼调解工作是在做“人”的工作。法官要针对当事人的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学历、性格以及生活经历等方面的不同特点，因人而异、有的放矢地进行调解，要学会听话里之话、弦外之音，努力探知当事人的真实想法。很多民事案件，事实清楚，权利义务关系明确，标的额也不大，原告诉至法院，就是想讨一个说法、出一口气。运用心理分析法，法官就能够准确把握原告的起诉动机，从而选择适当的时机对被告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，使原告得到一定的心理安慰，基本消除双方之间的隔阂或者误解进而化解纠纷。

    诉讼调解，就是当事人之间由争执对抗到相互理解的一个过程。俗话说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不养儿不懂父母恩。换位思考、将心比心、设身处地是达成理解必不可少的心理机制。法官运用换位思考法，引导当事人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如情感体验、思维方式等与对方联系起来，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验和思考，从而与对方在情感上得到沟通，能够为调解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    有些婚姻家庭纠纷、继承纠纷案件，当事人只不过是由于家庭琐事或者一时之气而产生的矛盾，从内心深处来讲，双方没有太大的矛盾，都是愿意和好的，也都希望法院帮助他们找个台阶下。法官运用情理交融法，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引导当事人回顾过去亲情的可贵，反思当前反目成仇给双方造成的情感伤害，促成当事人求大同、存小异，调解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。

    不过，王烈在调解过程中一味打感情牌，不重视证据和事实，有时将不可避免地有失公平和正义，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，对此应当坚决予以摒弃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七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，必须以事实为根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”第九十三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，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，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，分清是非，进行调解。”诉讼调解并非无原则、违背法律意识的“和稀泥”，事实清楚是调解的基础，分清是非是调解的前提。这是合法调解原则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的客观需要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反复强调的：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”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化解矛盾，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纷争，不能为了结案而结案。当事人打官司告状，就是找法院讨个说法，他们对到底谁是谁非、谁对谁错看得很重，要求吃亏赚钱在明处，输赢都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很少有人心甘情愿不明不白地做出让步。在查清事实，分清是非后，得理的做出让步，会感觉自己比较大度，输理的再纠缠、提出过分要求，自己也感到脸上无光，法官主持调解可谓水到渠成，得理的理直气壮，输理的心服口服，矛盾化解起来既容易又彻底，还不容易反悔。因此，只有事实清楚，是非分明，才有利于纠纷及时、妥善地调解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