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多工作岗位，从事的时间久了，就很容易产生习以为常的麻痹。无关安危的工作，偶尔麻痹、大意一回，或许没什么大碍。但对有些工作来说，就不是简单的小事了，其中可能涉及到“要命”的东西。

    1995年3月，我接手了一起提请逮捕的盗窃案件。公安机关认定：1995年3月2日凌晨，李某伙同张某（在逃，下落不明）潜入一宾馆内，窃得电脑等物，物品总价值6000余元，当天下午李某携带赃物潜逃至哈市火车站时被抓获。

    通过阅卷，我了解到张某是那间宾馆的员工，和李某是好朋友。据李某供述，这次盗窃是张某提议的，因为宾馆老板欠张某2000元工钱，要过几次后未果。张某担心拿不到工钱，才产生了盗窃的念头。3月2日晚，李某到宾馆找张某玩，准备离开时，张某暗示李某留下。凌晨，两人卷走宾馆的电脑、被子、枕头等物品，潜逃至哈市火车站。当日下午进站检查时，李某被抓获，张某见状逃走了。

    乍一看，这是一起简单的盗窃案件，人赃俱获，证据充分。然而办案喜欢“挑刺”的我，却发现了一个小疑点：李某多次提到１月１日晚曾住在宾馆一事，而和他一起玩的其他人却众口一词：说在一起玩的日期是3月1日晚。从两人作案到李某被抓获，前后也就一两天的时间，他怎么会记错日子？他在回避什么？3月1日晚上，他究竟干了什么？

    带着疑问，我提审了李某。我向他抛去了一连串的问题：为何要将时间说成3月2日晚？为何要回避3月1日？3月1日晚上，你干了什么？你们为何要偷被子、枕头这些东西？赃物里为何又不见了被子、枕头？被子、枕头现在在什么地方……一连串问题让李某脸上渗出了汗珠。

    短暂沉默后，李某突然向我们要香烟。我递给他烟，注意到他的手不停地颤抖。经过一番政策攻心，李某开始叙述3月1日晚上发生的事。

    原来，那天他回到住处，就取了以前自购的钢珠枪回到宾馆，与留守值班的张某一起喝酒、玩牌。闲谈中他了解到今后几天宾馆休假，老板员工都不在，便萌生了劫走电脑换钱的念头。趁张某不备，他借着酒意扣动了扳机，一直把他当成好朋友的张某瞬时倒在了血泊里……李某擦净地面、墙上的血迹，将沾有血迹的被子、枕头等物连同张某的尸体，丢弃到宾馆附近的井内，并连夜将钢珠枪丢弃。3月２日凌晨，李某返回宾馆，取走了电脑等物，当天下午３时许，他在哈市车站进站检查时被抓获。

    案情至此真相大白，所谓“在逃”的张某实际已成了李某贪欲的牺牲品。虽然我预料到案件背后必有隐情，但事实的真相，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

    李某终因犯罪手段残忍、情节恶劣、罪行严重而被以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。

    想起案情时，我并没有揭穿真相后的欣喜和激动，我常常想：如果我审查此案时粗枝大叶，凶手岂不是将逍遥法外？如果当时这个案子被当成一个简单的盗窃案件审结，说不定张某现在还在被追逃，对于无辜的死者这是多大的悲哀？即便若干年后，李某或许良心发现讲出事情的真相，但种种物证已经灭失，我们凭什么来指控他，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呢？种种的假设，让我有了深深的后怕。

    这件事留给我的，更多的是沉重的责任感。我总觉得，我们日常面对的每一个风平浪静的表象背后，都有可能隐藏着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。

    真相永远值得我们去探寻。